普洱茶命名的起源，被采納最多的說法是因為普洱府的建立。1729年(大清雍正七年)清政府在今天的寧洱縣設置了普洱府，普洱茶因為在此交易、流通因而被人所熟知。普洱茶在歷史上的只言片語，無法令人滿意，解釋起來往往也令人困惑，就這一點，早在道光年間，阮福(1801—1875)就強烈地表達過。
我們一開始籌備要出這本《一本書讀透普洱茶》的時候，多次向周邊普洱茶達人征集意見，最主要一個問題，就是問問他們本人對普洱茶知識閱讀的印象，到底有哪些篇章是不可錯過的？哪些是深深影響過自己的？哪些是重要，但對自己毫無指導價值的？
上百位受訪者，都會談到阮福所寫的《普洱茶記》，一些人甚至只記得這篇，至少有10多個人脫口就能背誦出文章開篇文字：“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
一個主要原因是好用，實用，易傳播。
這份產(chǎn)品說明書太漂亮了，區(qū)區(qū)800余字就能把普洱茶系統(tǒng)地介紹清楚，從產(chǎn)地分布，采摘時令，產(chǎn)品稱呼，制作標準，成品重量以及形式都有涉及，商家稍加修改，換成現(xiàn)代語言就可以直接做成自己的產(chǎn)品說明書。
阮福不是云南人，他寫這篇普洱茶的時候，是站在京師立場上說話，告訴京師里面的人，你們喝到這個貢品，生長在何方，滋味如何，是怎么生產(chǎn)出來。
阮福不是普通人，他的父親阮元是清代名臣，經(jīng)學大家，當過云貴總督，對云南文化有過大貢獻?，F(xiàn)在大名鼎鼎《爨龍顏碑》，在阮元沒有鑒定之前，一直都被當做洗衣板使用。
阮福在其父指導下，系統(tǒng)研究過云南人文地理，著有《滇南金石錄》。阮福不僅傳承有其父考據(jù)的功夫，也繼承了他點石成金的眼光。碎片化的普洱茶，被阮福串成了綠寶石。阮福同時把說法不一的古六大茶山，正式明確下來，沿用至今。
萬歷年間的《云南通志》，不過是記載了普洱茶與云南地理的對應關(guān)系。
清乾隆年間的進士檀萃在《滇海虞衡志》里說：“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屬六茶山，一曰攸樂、二日革登、三曰倚邦、四日莽枝、五日蠻磚、六日慢撒，周八百里。”
不過，檀萃話說得好聽，但他已經(jīng)找不到普洱茶繁榮的證據(jù)了。“普洱茶名重于天下”可能是更早的人說的，被檀萃，阮福沿用下來。
阮福從貢茶案冊與《思茅志稿》里轉(zhuǎn)述了一些他比較關(guān)注的細節(jié)：1、茶山上有茶樹王，當?shù)赝寥瞬烧皶漓耄?、每個山頭的茶味不一，有等級之分；3、茶葉采摘的時令、鮮葉（芽）稱謂以及制作后的形態(tài)、重量和他們對應的稱謂等等。
《普洱茶記》因為多了這些料，便成為普洱茶乃至中國茶史上著名的經(jīng)典文獻。
從1930年代開始，因要論證云南是世界茶的原產(chǎn)地，阮福茶樹王的細節(jié)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擴大化，事到如今，已經(jīng)形成了每每有茶山，必有茶樹王的傳說與存在。
而其祭祀茶樹王的民俗則被民俗（族）學家、人類學家更大范圍內(nèi)精細研究，甚至被自然科學界引入作為證明茶樹年齡的有力證據(jù)。在普洱茶大熱天下后，《普洱茶記》再次被反復引用和闡釋，同名書更是多達幾十本，其核心也不外乎阮福所談三點細節(jié)最大化。
比如講究一山一味，出現(xiàn)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制茶思路。
一是用正山純料制作普洱茶，二是把各山茶原料打散拼配做成普洱茶。就普洱茶歷史傳統(tǒng)來說，前者一直占據(jù)了很大的市場份額，也誕生了許多著名的老字號，比如“同慶號”，“宋聘號”。這些老字號后來雖在在云南境內(nèi)消失了很多年，但他們的后人(也許并非如此)在近10年的時間里，又借助商業(yè)的力量把它們復活了。
令人驚嘆的是，經(jīng)銷這些老字號的外地茶莊還健在，香港的陳春蘭茶莊(1855年創(chuàng)建，是目前中國最老的茶莊)以及其后人吳樹榮還在做著普洱茶營生，市場上的正宗百年號記茶幾乎都出自“陳春蘭”茶莊。
這些“號級茶”為我們追尋普洱茶的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視覺，也是普洱茶能夠大熱天下的第一驅(qū)動力。百年后，茶不僅能喝，還很好喝，不僅好喝，還可以賺大錢。
百年“同慶號”茶餅內(nèi)飛上說：“本莊向在云南，久歷百年。字號所制普洱，督辦易武正山陽春，細嫩白尖、葉色金黃而厚，水味紅濃而芬香，出自天然。今加內(nèi)票，以明真?zhèn)危瑧c老字號啟”。
我們在此分拆信息：1、普洱茶在百年前就有百年店。2、普洱茶講究出生地，也即正山。3、普洱茶有采摘時間，陽春。4、以“細嫩白尖”為上。5、色金黃。6、湯紅且芬芳。7、當時就有假的同慶號。
然今日看到的許多“同慶號”非細嫩白尖芽茶，而是粗枝大葉居多，與內(nèi)飛嚴重矛盾，內(nèi)飛文字自然是真，茶就不好說，到底是當年的假貨，還是當下的，不得而知。昔日作為真假判斷的內(nèi)飛，多年后依舊是有利的證據(jù)，茶餅逃不過歷史的邏輯。
講究一山一味在當下催生出純料普洱茶市場，古六大茶山的位置的地位也被新山頭取代，老班章、冰島、昔歸、曼松等等小村寨成為炙手可熱之地。
如果說，這是中國古老語境下的特色產(chǎn)品傳統(tǒng)的話，那么拼配茶就完全是一個西化的概念。它來源于英國人掌控下的印度茶，而非中國。我們的傳統(tǒng)雖然講究味道殊同，但只是個人經(jīng)驗和口感判斷，而非建立在對其香味、有益成分的生化研究上。簡而言之，我們只有茶杯，人家有實驗室。
印度茶能夠異軍突起，就在于英國人采用了不同原料的拼配混搭，把茶葉香氣、滋味、耐泡度都提升到了新的層次。正是因為拼配技術(shù)，誕生了像立頓這樣的大公司。1900年后，華茶處于全面學習印度茶的階段，為了在國際市場上站住腳，拼配茶是他們學習的主要方式。1930年代，李拂一創(chuàng)建的佛海茶廠(即勐海茶廠)、馮紹裘創(chuàng)建的鳳慶茶廠(演化成滇紅集團和云南白藥紅瑞徠)走得都是這一理念，更不要說現(xiàn)當代的這些改制后的老國營茶廠以及他們培養(yǎng)的技術(shù)人員和他們之后創(chuàng)辦的那些形形色色的茶業(yè)公司。
純料與拼配之爭會左右著普洱茶的市場，但在品牌力量沒有形成時，追求某地與某茶對應關(guān)系很容易造成嚴重的后果，比如普洱茶與老普洱縣(今寧洱縣)對應關(guān)系。
寧洱縣成為普洱茶集散地后，當?shù)夭璨]有沒有享受到普洱茶產(chǎn)業(yè)帶來的太大好處。一個主要原因是，許多人不認可此地普洱茶。罪魁禍首居然就是阮福的《普洱茶記》。阮福說，寧洱并不產(chǎn)茶，其實這個地方在道光年間絕對產(chǎn)茶。
阮福沒有到茶山的毛病，感染了許多人，茶學大家李拂一(1901-2010)在1940年代、莊晚芳(1908-1996)在1980年代都延續(xù)這個說法，哪怕是2000年前后出版的許多普洱茶著作，也還有人繼續(xù)說這里不產(chǎn)茶。
歷史話語的力量，當下還在發(fā)揮作用，太多人懂得利用歷史來增加文化籌碼，但歷史也有被架空的時候，這考究每一個人的智慧。
即便是有阮福的《普洱茶記》在，在中國，也很難找出哪一類茶會像普洱茶這樣缺乏完整的表達，主要原因在于，普洱茶的話語被歷史、地域、人群以及商業(yè)稀釋，顯得零散而混亂。
具體而言，典籍與歷史中的普洱茶與當下所言的普洱茶，并非一種承接關(guān)系，普洱茶的原產(chǎn)地以及其主要消費地的人群長期以來各自表述，難以取得共識，而商業(yè)力量的崛起，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普洱茶的面貌、工藝乃至存在形式，這些都增加了對普洱茶的認知成本。也因為如此，普洱茶反而顯得魅力四射，讓人橫生重塑欲望，這當然也是我們角逐普洱茶書寫的主要動因。
認識普洱茶的常規(guī)路徑，往往與歷史話語有關(guān)，這也是早期和當下研究者角逐最多的領(lǐng)域。他們手胼足胝、篳路藍縷開創(chuàng)了一個連他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的普洱茶時代，在遙遠的邊陲云南，能夠調(diào)動的典籍(漢文以及其他少數(shù)民族語言)可謂麟角鳳毛，有限的云南茶信息只有借助歷史語言學的放大鏡，才能一步步被挑選并還原。（文|周重林，《茶業(yè)復興》出品人，著有《茶葉戰(zhàn)爭》、《茶葉江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