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82年11月，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縣（現(xiàn)為蒙自市）在文物普查中，發(fā)現(xiàn)清道光年間出任臺灣鹿港、淡水同知曹士桂的墓葬及其赴臺日記手稿殘本。日記手稿其后人題名為《馥堂公宦海日記》（以下簡稱《日記》），1983年9月，曹氏后裔將此殘稿捐獻云南省博物館，1988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12月，筆者在昆明一舊書攤上有幸淘得一本《日記》。拿回去翻閱的時候，意外地發(fā)現(xiàn)《日記》中有提及普洱茶的記載，對考證“普洱茶”流入臺灣的淵源有著極為寶貴的價值。筆者根據(jù)這本《日記》，撰寫此文，以期同諸位普洱茶愛好者共同分享。
《宦海日記校注》
二、曹士桂其人及其《宦海日記》
曹士桂，字丹年，號馥堂。清嘉慶五年閏四月二十四日（公元1800年6月16日）生于云南省蒙自市（清代屬開化府文山縣）。據(jù)臺灣已故歷史學家、詩人、臺語學家連橫先生所著《臺灣通史》記載：“（曹士桂）歷署興安、龍南等縣。（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升鹿港同知，越二年正月，始蒞任。旋署淡水廳事，甫三日而大甲有漳、泉之斗，冒雨往，曉諭莊民，事始息。”曹士桂在臺任職期間，“善聽訟，有獄則斷，案無積牘，顧未嘗妄刑一人。性恬淡，無仕宦氣，蔬糲自甘。淡廳固有陋規(guī)，屏不取。受事九月，以積勞病，猶力疾視事，遂卒于任。淡人士念其惠，祀德政祠。”
曹士桂逝世后，歷經(jīng)近半個世紀，其靈柩由臺灣運回云南故土，于光緒21年（1895年）重葬在蒙自市鳴鷲鎮(zhèn)。墓為圓形，碑額上刻“龍章寵錫”四字，碑身銘文為“皇清誥授奉政大夫加中憲大夫祖考馥堂曹公府君墓”及墓志、年款等。1983年被列為紅河州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曹士桂故居位于鳴鷲村大碑街，是曹士桂自幼生長生活的地方。原本由三個四合院組成，呈“品”字形的三個四合院，1997年的一場大火，燒掉了兩個四合院，只剩下目前的一個四合院。現(xiàn)僅存正堂、兩耳、兩廂房、照壁、大門。2011年9月，臺盟中央常務副主席汪毅夫曾蒞臨鳴鷲鎮(zhèn)專程參觀視察曹士桂故居及州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曹士桂墓。
曹士桂所著《日記》因年代久遠，多有散佚，現(xiàn)僅存殘本五十七頁，以八行箋書寫，約三萬字?！度沼洝烦戒浬贁?shù)官府公文及文獻摘錄外，其余均為赴臺時生活、工作的記錄，內(nèi)容真實可靠，具有可貴的史料價值。
《宦海日記校注》
三、《日記》中與普洱茶有關(guān)的記錄文獻
1.二十三日（即1847年3月9日，下同），晴。晉江縣高南卿大兄拜會。李葵南兄長嗣暉卿以及門（注：“及門”意為“門生”）為請，送瓦硯一方，字畫冊頁。
二十四日（3月10日），以筆筒、印盒、京靴答之。送張海春年伯、高南卿大兄名茶一方、桂一盒。張海春年伯招飲。
2.初二日（3月18日），晴，張海春、高南卿送行，辭。吳瑞湖、李溪巖、暉卿送行，會林秋霞四兄拜會送行，送神麯十斤、藥茶二十合（同“盒”）。先是馥堂送帽花一盒、肉桂一盒、茶一元、藤膏一塊。吳瑞湖送五子元六筒、神麯四斤、蜜食二罈。
3.十四日（3月30日），王世兄[印]相業(yè)來拜[王印湖大兄印德潤，前江西進賢縣，后官臺灣縣，因案被議之長子]，即往拜之。林子山昆玉送席一筵[以鑲寶石扣帶二方、五子元二筒復之]。
4.十五日（3月31日），晴。臺灣縣典史楊三兄[印成林四川人]，奉委赴省清餉來見，即往拜之。
十六日（4月1日），晴，午后起風。楊三兄赴番仔 （又名“番 ”，地名，即鹿港），送普茶一元，紹酒一壇，交包封一件。
5.十九日（4月4日），晴，風微息。龍山寺觀音前拈香，香資一元。史（梅樹）年伯招飲，送貂帽簷（同“檐”）、朝靴、普茶、黃木耳，俱收。送伊（即史年伯）甥余小霞三兄普茶一元。
陳谷晹六兄[印]子曜[湖北人，候補府經(jīng)舊為臺友，二十二年入都，同寓相好]來拜，蓋奉委催臺谷，由彰化將往淡水，送以普茶一元，肉桂一盒。
6.二十一日（4月6日），晴。王大兄送席，轉(zhuǎn)送史年伯處，午間同飲。……水師提督、陸路提督兩處申報到任。致張海春年伯、高南卿大兄函致謝。送王大兄普茶一元，帽花一朵。
根據(jù)《日記》記載，我們可以梳理曹士桂赴臺任職的工作與生活經(jīng)歷、見聞。清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初一至二月初十日（即公元1847年2月15日至3月26日），主要記載其在福建省福州府與閩浙總督劉韻珂、福建巡撫鄭夢伯、福建按察使陳勿齋等于新春佳節(jié)團拜和相互祝賀的情況。自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起，則記錄其抵達臺灣后的生活、工作實情。
上述記錄中，除1、2項紀錄事項發(fā)生地點在福建外，其余均在臺灣。曹士桂任職過的淡水在臺灣西北部，淡水河口北岸，清代與閩、粵交通最盛。清雍正元年（1723年）置淡水廳，今為臺灣臺北縣淡水鎮(zhèn)。鹿港位于臺灣中部西海岸，彰化西南。是早期與大陸聯(lián)系的主要港口之一，后因港口淤淺衰落?，F(xiàn)為臺灣彰化縣鹿港鎮(zhèn)。
四、《日記》與普洱茶流入臺灣淵源考證
（一）《日記》中的“普茶”即為“普洱茶”。
明代謝肇淛著《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團之”之說。這是“普茶”首次見諸文字。在此之后的多種典籍中，均可見到普洱茶也被稱為“普茶”、“圓茶”、“團茶”等記載。
清代《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貨志）記載：“普洱古屬銀生府，則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當時普洱茶的種植、加工已有一定的規(guī)模，作為商品遠銷西藏、青海，出口尼泊爾、印度。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張泓著《滇南新語》載：“普茶珍品，則有毛尖、芽茶、女兒之號……”清嘉慶年間，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記載：“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屬六茶山……”。
根據(jù)這些歷史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從明代起，社會各層對云南特有的普洱茶的稱謂多以“普茶”代之，其它則還有“圓茶”、“團茶”等。
（二）《日記》中的“一元”和“五子元”均是普洱茶的計量單位。
據(jù)《大清會典事例》載：“雍正十三年（1735年）提準，云南商販茶，系每七圓為一筒，重四十九兩（合今1.8公斤），征稅銀一分，每百斤給一引，應以茶三十二筒為一引，每引收稅銀三錢二分。于十三年為始，頒給茶引三千。”據(jù)乾隆年間《內(nèi)務府奏銷檔案》記載：“云南年進貢普茶400小圓，普洱女兒茶、珠茶各1000圓……”。
由于在中國古代漢語中，“元”與“圓”同音同意，是為“通假字”。如此看來，《宦海日記校注》中的“一元”即為“一圓”，亦即現(xiàn)在我們所說的“一餅”或“一片”，都是普洱茶的計量單位。
再根據(jù)歷史記載，在清代，云南普洱茶的形狀有瓜型、餅型、沱型、磚型（或方形）。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日記》中提到的“名茶一方”指的是云南普洱茶中的磚茶；“五子元”則應該是包裝好的五餅普洱茶。
（三）《日記》體現(xiàn)出在當時，普洱茶已經(jīng)成為饋贈達官貴人、尊長親朋的尊貴禮品。
在1825年，曹士桂25歲之際，清代阮福來到云南，并寫下了在當今普洱茶界聲名鼎盛的《普洱茶記》，文中記載：“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釅，京師尤重之。”同時還記載：“福又撿貢茶案冊，知每年進貢之茶，例于布政司庫銅息項下。”可見在當時，普洱茶不僅成為上貢皇室的貢品，也是朝野上下皆知的名茶。
曹士桂在《日記》中提到自己贈予普洱茶的余小霞、高南卿等人俱為當時朝廷中人，筆者從不多的文獻資料中查到這么一點：①余應松，字小霞，嘉慶進士，曾任廣西三防塘主簿、大灘司巡檢、桂州通判。②高南卿大令，高郵人，以名翰林出宰閩中，罹于臺灣灣里街之難，奉旨給恤、建祠。
“年伯”是中國古代傳統(tǒng)稱謂，古稱同榜考取的人為同年,稱同年的父輩為年伯。從而可以斷定《日記》中所說的“史年伯”與“張海春年伯”都是曹士桂的長輩。在中國傳統(tǒng)禮儀中，送給達官貴人、尊長親朋的禮物是很講究的，要么以名貴著稱，要么以地方特色著稱，均承載著送禮者濃厚情意。曹士桂送禮中的普洱茶，則是這兩者的完美結(jié)合。
（四）《日記》為考證普洱茶流入臺灣的準確時間留下了確切的文字依據(jù)。
“普洱茶產(chǎn)于云南，存于香港，藏于臺灣，普洱茶的興盛與臺灣密不可分。”在普洱茶界，大家一致認為，上世紀末，普洱茶因為臺灣人的追捧而興旺。然而通觀當下所有關(guān)于普洱茶的書籍，卻找不到關(guān)于普洱茶流入臺灣的真實可靠的歷史記載。雖然在臺灣黃健亮、耿建興編著的《當代普洱茶》一書中，提到了普洱茶與臺灣的一部分接觸歷程，但是對普洱茶是什么時候流入臺灣這一問題卻沒有明確的考證。
云南著名茶人黃桂樞先生在其著作《普洱茶文化大觀》（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第一?。┲校v到“臺灣中華茶文化研究會會長范增平先生……在會上交流的《普洱茶在臺灣的傳播與發(fā)展》論文中說，據(jù)考，大約在清同治九年（1870），普洱茶傳播到臺灣，此時移居的廣東揭揚縣蔡家人，即將普洱茶從廣東帶到臺灣飲用，泡一壺喝一天。”但是對于這一說法：第一、普洱茶傳播到臺灣的時間是1870年，比曹士桂所記載的時間晚了近三十年；第二、由于只是“據(jù)考”和“大約”，未能提供詳實的歷史資料，依然缺乏說服力。
而清道光年間出任臺灣的曹士桂所撰寫的《日記》，為當今普洱茶歷史文化研究者及普洱茶愛好者們考證普洱茶流入臺灣的準確時間留下了確切的文字依據(jù)。更有意思的是，普洱茶產(chǎn)自云南，而曹士桂又是云南人。在沒有其它確切史料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曹士桂不僅是第一個把普洱茶帶入臺灣并使之得以名傳海外的云南人，也是大陸把普洱茶傳入臺灣的第一人。
下篇：曹士桂之后其它臺灣文獻中關(guān)于普洱茶的記錄
從目前筆者掌握的各種典籍中，能明確查實普洱茶流入臺灣的記載源于曹士桂。在其后約半個世紀，曾于光緒年間任職于臺灣的胡傳及臺灣本土愛國詩人、教育家、抗日保臺志士丘逢甲也分別在有關(guān)著作中提及普洱茶。
一、胡傳與普洱茶的淵源
（一）胡傳是著名學者胡適的父親，生于1841年，卒于1895年 （道光二十一年至光緒二十一年），字鐵花、號鈍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安徽績溪上莊人。1889年，胡傳獲得“直隸州知州分發(fā)省分補用”的資格。 1890年，在江蘇辦理稅務。 1891年，奉旨調(diào)往臺灣，次年春（光緒十八年），抵達基隆。
1952年，胡傳逝世后57年，胡適到臺東后說：當?shù)馗咐先匀挥浀梦业母赣H是位武官——胡統(tǒng)領，而非文官──胡知州。臺東父老為了紀念這位清代州官，特別把火車站前的光復路改為“鐵花路”，并將鯉魚山忠烈祠旁日人遺留的“忠魂碑”改為“胡傳的紀念碑”，碑文額篆曰：“清臺東直隸州州官胡鐵華先生紀念碑”，并有《碑記》載其事跡。
（二）根據(jù)胡傳撰寫的《臺灣日記與稟啟》（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記載：
（光緒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公元1892年），先發(fā)行李上駕時輪船。張迪銘世兄來送行。席（春漁）（時熙）太守送火腿二條、普洱茶七餅、詩二首。
（三）在上述文獻里，胡傳明確記錄了其本人在即將赴任臺灣之際，作為其上司的席太守送了自己“普洱茶七餅”，這七餅普洱茶自然伴隨胡傳于光緒十八年二月抵到臺灣。不難想象，胡傳自然會在與同僚的酬唱往來中，共同品飲與分享數(shù)量并不太多的普洱茶。
二、丘逢甲與普洱茶的淵源
（一）胡傳撰寫的《臺灣日記與稟啟》中，還提到了一個同樣與“普洱茶”有淵源的人物——邱仙根（即丘逢甲）：
（光緒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作書復王芝生軍門。又作書致署恒春縣陳子垣大令。沈昂青兄、李小帆兄過訪。邱仙根山長來拜。
初九日，臬道憲遣赴鎮(zhèn)臺署謁萬軍門詢副營事。答拜邱山長。是夜臬道憲招陪邱仙根、施韻篁二山長飲，并囑明晨赴副營察看。
文中所記載的邱仙根即丘逢甲，祖籍嘉應州鎮(zhèn)平（今廣東蕉嶺），1864年生于臺灣苗栗縣銅鑼灣，字仙根，又字吉甫，號蟄庵、仲閼、華嚴子，別署海東遺民、南武山人、倉海君。1887年中舉人，1889年己丑科同進士出身，授任工部主事。但丘逢甲無意在京做官返回臺灣，到臺灣臺中衡文書院擔任主講，后又于臺灣的臺南和嘉義教育新學。晚清愛國詩人、教育家、抗日保臺志士。
1894年，甲午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清廷戰(zhàn)敗，議割臺灣予日本。次年四月十七簽訂馬關(guān)條約，身在臺灣的丘逢甲，聯(lián)合臺紳，先后四次上疏，血書五次，反對割讓。而各官奉旨內(nèi)渡，丘與唐景崧等人，繼續(xù)留臺，籌備義軍數(shù)萬，親任團練使，決與臺灣共存亡。大清割臺灣于日本之時，唐景菘正任臺灣巡撫，朝廷命他棄臺內(nèi)渡，唐景菘不忍。此時臺灣的士紳人民怒極，發(fā)誓獨自抗日，便宣稱成立“臺灣共和國”，推唐景菘為總統(tǒng)，丘逢甲為副總統(tǒng)，年號“永清”，表示永遠歸屬大清之意。臺人指望兩位總統(tǒng)領大家與日人死戰(zhàn)，以保孤島。
后日軍攻臺，抵抗失利，遂內(nèi)渡大陸，返祖藉廣東嘉應州鎮(zhèn)平縣。內(nèi)渡后先后在東山、景韓等書院主講，詩作大約2000多首，結(jié)為《嶺云海日樓詩鈔》，頗受學者推許。
（二）或許是由于有來自云南的曹士桂早在幾十年前就把普洱茶帶到臺灣，為臺灣官員士紳們普及了普洱茶知識與文化，讓臺灣的官紳認知并喜歡上了普洱茶，并以品飲普洱茶為一種風尚。加之有機會與胡傳同飲普洱茶，丘逢甲自然能領略到普洱茶獨有的魅力，也對普洱茶有了更多的了解。不經(jīng)意間，丘逢甲已經(jīng)對普洱茶產(chǎn)生深愛，甚至于癡迷。胡傳帶來的普洱茶只有少得可憐的七餅，不但自己要品飲，更要饋贈同僚，哪里能滿足得了已經(jīng)離不開普洱茶的丘逢甲？于是，丘逢甲提筆寫下《長句與晴皋索普洱茶》：
滇南古佛國，草木有佛氣。
就中普洱茶，森冷可愛畏。
邇來人世多塵心，瘦權(quán)病可空苦吟。
乞君分惠茶數(shù)餅，活火煎之檐葡林。
飲之從未作詩佛，定應一洗世俗箏琶音。
不然不立文字亦一樂，千秋自撫無弦琴。
海山自高海水深，與君彈指一話去來今。
在網(wǎng)絡上，有文章說此詩標題中提到的“晴皋”為當時清廷派駐云南的將軍。但筆者通過多方資料查閱，考證文中的“晴皋”此人的情況如下：
況仕任，字晴皋，廣西桂林人。1894年應鄉(xiāng)試，中試舉人。1895年初，康有為第一次到桂林講學，住疊彩山景風閣。況仕任為學長，主動組織廣西人士到景風閣拜門受業(yè)。后參加桂林圣學會、保國會。曾任《廣仁報》主筆、廣東督署參議和兩廣學務處坐辦。
丘逢甲所寫的這首詩，其實并不算難理解，本文不做詳細闡述。此詩最核心的就是向晴皋索要普洱茶。寫這首詩時，丘逢甲已離開臺灣，身在兩廣。由于丘逢甲實在太愛普洱茶了，而自己的朋友晴皋肯定是一個普洱茶愛好者，并且手上應該有不少的普洱茶，所以就寫首詩給他，乞求他惠贈數(shù)餅“普洱茶”，只要能喝上這普洱茶，即便不能成為詩仙佛圣，也能“定應一洗世俗箏琶音”，自然也就可以“與君彈指一話去來今”?？梢娫诋敃r，普洱茶因其獨特魅力，在官紳士大夫階層有著較為普遍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三）依據(jù)上述的文獻資料，我們不妨作如下推論：
第一、是來自云南的曹士桂早在1847年前就把普洱茶帶到臺灣，為臺灣官員士紳們普及了普洱茶知識與文化，讓臺灣的官紳認知并喜歡上了普洱茶，并以品飲普洱茶為一種風尚。
第二、胡傳出任臺灣時，其上司席太守贈送他的普洱茶被帶到臺灣，能與他共同品飲普洱茶的臺灣的官員士紳中，其中一位便是在臺灣大名鼎鼎的邱逢甲（仙根）。而丘逢甲受到胡傳影響，深深地愛上了普洱茶，但當時因身在臺灣，由于受地理條件和交通條件限制，不能喝到太多的普洱茶，心中自然留下遺憾。后來，當丘逢甲由機會到了廣西，結(jié)識了康有為的弟子況仕任（晴皋），得知晴皋手中有不少普洱茶，于是主動寫詩向晴皋討要。當然了，邱逢甲最終肯定如愿以償，終于又喝上了自己心愛的普洱茶。
第三、從資料分析，況晴皋本人并未到過云南，其人生軌跡幾乎就在兩廣（廣西、廣東），但丘逢甲的《長句與晴皋索普洱茶》一詩透露出當時身在兩廣的晴皋手中應該有數(shù)量不少的普洱茶。由此可見，當時的普洱茶確實已在兩廣地域流傳并受到人們的喜好。